毛澤東是偉大的戰略家，在毛澤東的戰略思維中，有四種“力量”是極其重要的，那就是“預見力”、“組織力”、“實踐力”和“修正力”。

首先是“預見力”。毛主席在黨的七大結論報告中說，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能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預見，就沒有勝利。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1916年7月25日，時年24歲的毛澤東在給同學蕭子升的信中說，中日之間，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1937年，二十年后，抗日戰爭爆發。毛澤東為何擁有如此準確的“預見力”？一句話，研究歷史。未來從哪里來？未來從歷史中來。事物的發展，歷史的發展，從來不是憑空而來，更不會拐急彎。歷史的發展是“大拋物線”。看不清未來，要么是不用心，要么是站位太低。站在月球上看地球，一定是曲線而非平面。毛澤東之所以擁有驚人的準確的戰略“預見力”，與他熟讀歷史是由必然的關系的。

第二是“組織力”。僅僅有“預見力”而沒有“組織力”，那只是個“預言家”而非“戰略家”，真正的“戰略家”一定是“組織家”，唯有擁有強大的組織能力，才能將戰略落地所需要的各種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等精心地組織起來，為戰略落地提供強大的精神和物質基礎。毛澤東從青年時代就展現出了他驚人的“組織能力”。從1917年11月“護法戰爭”期間，他組織學生志愿軍，收繳北洋軍閥3000人潰軍槍支；到1919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發表《民眾的大聯合》；從1919年毛澤東發動驅除軍閥張敬堯于湖南，到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實施“三灣整編”，將支部建在連上；毛澤東天才的組織能力與其戰略預見能力是同步成長的。“組織起來”，是毛澤東一系列戰略雄文的“關鍵詞”之一。

第三是“實踐力”。戰略家和戰略理論家最大的的區別，是知行合一，是實踐，是行動。馬克思說，我們的哲學是改造世界，而非解釋世界。戰略家通過戰略預見和建立組織，目的是為了實踐，通過行動改造世界。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真正知行合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戰略家只有毛澤東和孫子。毛澤東的“實踐力”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善于調查研究；二是立即將調查研究形成的正確理論付諸和指導實踐。1927年10月秋收起義失敗，毛澤東帶領隊伍上井岡山之后，一貫善于調查研究的毛澤東，在與袁文才手下一個老兵的交談中，毛澤東發現了井岡山“綠林隊伍”生存的訣竅是“打圈”。所謂“打圈”就是和官兵“兜圈子”，充分利用井岡山的特殊地理環境，將官兵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最后不戰而屈人之兵。毛澤東調查之后說，“打圈”可以解決生存問題；如果再學會“打仗”，就可以消滅敵人，就可以發展。從“打圈”到“打仗”，毛澤東的游擊戰“十六字”法則就是如此誕生并付諸實踐，毛澤東全部的軍事戰略思想由此發軔并發揚光大。

第四是“修正力”。事物的發展是螺旋式上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所有事物的發展都是在迂回曲折中前進的，這世界從來沒有就沒有“直線”。紅軍長征中，毛澤東在《行軍告示》中說，我們必須準備走大路、小路、直路和彎路；走過白天是黑夜路，走過黑夜是白天路，走過天涯還有路；走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還要準備走絕路，走完絕路，我們再趕路！所有這一切講的就是，在戰略預見的正確大方向下，在具體執行中還要靈活機動。擁有戰略執行的強大的“修正力”，即隨時調整和糾偏能力，是戰略落地的必要條件。“四渡赤水”就充分體現了毛澤東“活打”，而非“死打”，靈活機動戰略戰術的典型特點。全面抗戰開始后，“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抗日軍政大學”。毛澤東在給“中國抗日軍政大學”的題詞中寫道，“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靈活機動”一直是毛澤東戰略思想的“靈魂”。